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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鲁迅为何反而赞颂它

发布时间:2020-02-26 18:31:56 阅读: 来源:滤料厂家

193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鲁迅为何反而赞颂它?

鲁迅曾为“左联”机关刊物《北斗》撰写过几篇文章,其中最重要且有巨大影响力的还是那篇《我们不再受骗了》。《北斗》是文艺月刊,由丁玲主编。1931年9月创刊,共出八期即停刊了。鲁迅此文最初发表于1932年5月20日,离它停刊,其实仅差两月。

鲁迅在这篇文中说:“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。苏联愈弄得好,它们愈急于要进攻,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。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。”读过了这段话,七十多年后的今天,就是再不谙世事的人们,也已经看到了这真实的世界。当然,我们是绝不能用现在进步了的眼光,来回看过去的历史,因为,当年也许连上帝,也难于看清共产国际所演绎的那一团迷雾似的时代风云。谁也没有先知先觉能预测到当时的苏联,在经过了时间的筛洗后,终于在冷战结束之际崩溃了。当年,法国作家纪德去苏联,前后考察了两次,回法后,他把当时苏联的真相写成了《从苏联归来》一书,但马上遭致苏联以及不明真相的亲苏人士的攻击,特别令纪德痛心的是,以人道主义著称的大作家罗曼·罗兰,也会对纪德施以那么激烈的攻击。(见《为我的〈从苏联归来〉答客难》)然而,时代的年轮和当时苏联真实的社会现状,却谁也不能抹杀或使之消亡。“历史就是历史,对已经发生的历史,既不能随心增删,更不能任意文饰。”(见陈四益《奇想》)那么1932年的苏联,究竟是怎么一种状况呢?据现已逐渐解密的资料,当时的苏联为了建设工业化强国,为了获取国外机器制造的设备,加紧国内粮食生产,加紧了石油的出口。也就是鲁迅在《我们不再受骗了》一文中说的:苏联“现在的事实怎样?小麦和煤油的输出,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?”是的,当时苏联的出口,确实使全世界吃惊!因当时“从1928年的出口不到100万公担,突猛增到1932年达到1810万公担,四年之内,提高了将近20倍。”(见曾彦修《天堂往事略》)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确是举世皆惊的大举措,且是大手笔。但是,为了提高这样的出口生产的高效率,斯大林在国内采用了强制性的农村集体化运动。然而,广大农民对集体化,以及强制性的种粮,却无积极性可言。但为推行这一行动,斯大林却动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(克格勃)这一强权机构,对那些不愿意搞集体化的农民户主,实行了专制政体所惯用的大逮捕方式。他把被管理的农民,当成“制造反革命阴谋、意在阻挠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敌人”,作为反对当时集体化的敌人而消灭之。当时被消灭的,不仅是富农,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农民,甚至贫民和一些常去教堂作礼拜的人。其实,这种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运动化生产方式,在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(1928-1933)即全盘大集体化的那几年里,已显端倪。“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”(斯大林语)的行动方案,把那些富农给枪决了。至于富农以下的贫下中农如何?这时期在全苏统一实现运动化的生产方式下,他们也只能是“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”般地生活着。

于是,1932年至1933年间,一场大饥荒,终于在苏联的大地上发生。

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,斯大林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资料显示,在1933年饥荒时期,国家政治保卫总局(克格勃)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。一是由于当时乌克兰一带地区饥馑最为严重(现有资料显示,当时无重大自然灾害),故首先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,同外界隔绝起来,甚至不让外界往灾区运送粮食,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居住地。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,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,就被赶下火车,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,也未能幸免。在那里人吃人的现象到处发生。有资料说,“仅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人!”(见芲耳《切尔诺贝利:他依然没有撤离》,载2011年《随笔》第五期)当年,由于刑法中没有人吃人的惩罚条款,所有吃人的,就被交到克格勃手中,进行惩处。与此同时,克格勃执行的第二个任务,是严密封锁有关饥荒的消息,让饥荒中的人们在与外界密不透风的环境中生活。当然,如此惊天动地的大饥荒,真要全部把它掩饰起来,使外界一无所知,几乎是不太可能的,世上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地方。人们透过层层铁幕,总还是隐隐约约地知道了一点大饥荒的消息。西方的一些刊物上,出现了关于苏联发生大饥荒的报导。

_ueditor_page_break_tag_  所以,鲁迅在《我们不再受骗了》一文中,也说到这个问题,他说:“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,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,许多物品,当然不能充足。”以当时鲁迅的生活与世界之接触,我想,这些苏联讯息源应来自两方面,一是日本资料的传入,另是来自上海左联的通讯和瞿秋白的接触。但是,当时斯大林为了掩盖这一情况,就精心安排外国政要和一些记者前往参观访问。凡参观访问者的消费,均由苏联官方接待,宴会又特殊安排,旅途精心布置,给人的印象是一派欣欣向荣,确是正在走前人从未走过的工业化道路。一些装扮好了的“波将金的村庄”,在外国人还没到来之前,就已经安排得非常妥贴了。然而铁幕总要显马脚,现重读鲁迅的《我们不再受骗了》一文,就可见一斑:“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,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,序上说,苏联的购领物品,必须排成长串,现在也无异于从前,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,发慈悲一样。这一事,我是相信的。”当年的鲁迅,也因对苏联国内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,故发出了对苏联非常善意和理解的声音。

铁幕往往能欺瞒很多人的眼球,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,对外界的真实情况,无从知晓。能明察秋毫的鲁迅也不例外。当时,连两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·赫里欧,也被蒙在鼓里,他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,也驳斥了资产阶级刊物“关于苏联发生了饥荒,提高工作时间的谎言”。另一个西方人贝尔纳尔·索伊也说:“我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吃不饱的人,不管是老是少。”当时的《纽约时报》驻莫斯科记者约尔特·杜兰金,还因为“对俄罗斯作出公正、坦诚的报导”,从而得到了“普利策”奖。他曾说道:“如今所有关于俄罗斯饥荒的报告,若非夸张,就是恶意宣传。”英国阿特里斯·悉德尼·维伯,也在1932年至1933年访问了苏联之后,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他认为个别地区“从事破坏的居民”造成了农作物的“欠收”……写到这此,真使人想起了我们的河南作家张一弓,他的小说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塑造了我国1961年后的大饥荒时期,为救乡亲,甘冒死罪,舍身打开紧锁的粮仓的这一基层干部形象。

你看,当时,在苏联这样一片令世人瞩目的大好的形势下,的确很难怪我们的鲁迅先生也说出了如下的话:“帝国主义和我们,除了它的奴才之外,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?我们的痈疽,是它们的宝贝,那么,它们的敌人,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。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,无法支持,为挽救自己的末运,便憎恶苏联的向上。谣诼,诅咒,怨恨,无所不至,没有效,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,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。但我们干什么呢?我们还会再被骗么?”

那么,当时的苏联,在其它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?鲁迅在他文中曾说到的:“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,法捷耶夫,革拉特珂夫,绥甫林娜,唆罗诃夫等,不是西欧东亚,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?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,但据乌曼斯基说,一九一九年中,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二十次,列宁格勒两次,则现在的旺盛,更是可想而知了。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,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,他就躲下,另外又来一批。”但据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》,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不少迫害文化人的材料。如“札米亚丁”,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《竖琴》里,收了他的一篇《洞窟》。在《竖琴》的后记里,鲁迅称它“是关于‘冻’的一篇好作品”。至于这位作者,鲁迅在后记中这样告诉读者:“现在已经被看作反动的作家,很少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。”实际情况远比不让他发表作品更要严重得多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解密的苏联档案,在1922年7月的一份《拟驱逐的知识分子人员名单》(档案号№:07315)中有这样一条:“札米亚丁·叶夫根尼·伊万诺维奇——已逮捕,驱逐推迟至有专门指示——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委员会,今年8月31日决定。”这样的秘密档案,当年鲁迅当然无从看到。(见朱正《重读鲁迅》)而札米亚丁,却已在1931年流亡国外。1937年3月10日,客死巴黎。

鲁迅的一生,始终是自觉地站在穷人、弱者、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一边,这应该说是一种“同情弱势群体”的最优秀的品质。但由于当时受通讯条件所限,无法读到真实的资料,当然,更无法看到苏联的一些档案,加之整个共产国际大形势的背景下,鲁迅的确无法获知苏联国内真实的情况,但是,他毕竟曾被当年一个强大的斯大林专制政体所“忽悠”了。今日,距1932年5月20日鲁迅发表此文时,已有八十年了;弹指一挥间,世界和中国,于此期间,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,斯大林及其苏联这个名词,也早成为了过往的历史。但是,今人若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视野看去,强大的忽悠者,实在是不应如此去蒙蔽人民大众的眼睛,特别是一个有血性的、被大家所热爱的中国文学家的眼睛的。当然,鲁迅思想的那种复杂性,无论从客体乃或主体论之,1932年的世界与苏联发生的一切,如若我们重新回眸这段历史,或多或少能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现代问题,提供些许线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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